中国是几千年的人情礼法社会，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思想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人际纠纷的润滑油或阻尼器，消解矛盾于无形。因此，面对各种民事纠纷，历史上的中国人更习惯于遵从于礼法的规矩，通过讲道理解决纷争。
也就是说，中国人发自内心地不喜欢打官司，除非迫于无奈。即便是发生民事诉讼之争，审理机关也会以调解作为化解纠纷的第一手段。这就使得中国传统人情礼法社会与欧美诉讼型社会有着天壤之别。
然而近年来，社会上出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：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！究其原因，固然有人们法律意识提高的推动因素，但经济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，甚至还有诸多无法明说或量化的人为原因。
数字很能说明问题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4557.4万件，其中企业破产、个人债务、劳动争议等纠纷激增；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4600余万件，平均每分钟8.5起纠纷。
市场经济型社会，为什么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？打官司的多了，说明中国民众的法制意识确实提高了。但这个现象不见得是好事，这将极大地消耗老百姓的维权成本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的审理与执法成本。
展开剩余77%古今中外，最乐见打官司的，无疑是古代讼师、现代律师。
在中国古代社会，曾出现过阶段性诉讼泛滥的现象。譬如在清代乾隆盛世，民间贸易繁荣，民事纠纷也多，负责审理“官司”的地方长官不堪重负。
这里“科普”一下：古代县、府两级，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或司法官员，大部分诉讼都要靠知县、知府（或知州）亲自主审；只有县府两地解决不了案件，才会提交到省里，由专门的省司法长官——按察司主审。
就是在前述社会背景下，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个叫袁钟秀的人，凭一介知县之躯，位卑而志向高远，身体力行，全力挑战官司横行、诉讼泛滥的现象。这在历史上算是一段民间历史佳话。
这块【硕德岡陵】匾，袁钟秀题写于清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，赠予他的一位族兄，赞美后者品德高尚、祝福他幸福长寿。
袁钟秀是江西信丰县客家人，其祖上于隋唐以前从今河南驻马店迁居信丰。根据前匾上款可知，当时袁钟秀在四川顺庆府（今南充市）仪陇县任知县。匾额上下款，题匾人和立匾人的姓名，均省略了姓氏“袁”字，可见该匾是袁氏家族内部的题词匾。
在任职仪陇知县之前，袁钟秀曾在同为顺庆府辖区的四川邻水县任知县。在邻水任职期间，袁钟秀就以擅长审理民间诉讼而著称——这就为他后来决意治理滥诉现象埋下了伏笔。
清雍乾年间，四川邻水县兴起诉讼风，无论是地主乡绅、读书人，还是普通老百姓，只要与他人有点矛盾，就爱告官，提起诉讼，打起官司。这类民事诉讼，包含田间地头的资源争抢、邻里口角、借贷矛盾、娶嫁纠纷等等，人们每每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。
话说袁钟秀上任邻水知县时，远道而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就有两百多起诉讼材料递到他眼前，等着他审理裁决。本着秉公“执法”的原则，袁钟秀一头扎进民间官司的诉讼纸堆里，没日没夜地研究案情，以期公正裁决。
袁钟秀处理诉讼案情，不可谓不勤奋，深入案发现场调查、质询当事人和证人等，哪个环节他也没漏下。而且他为人正直、处事公正，拒绝任何说情，几乎每件诉讼他都能做到不偏不倚的公平裁决，当事人也少有不满意的。
但即便如此，袁钟秀也感到心疲力竭，这么多诉讼案件缠身，他根本没精力处理其他民生事务。时间长了，他发现这也太蹊跷了，突然冒出来这么多人打官司；而且处理民事诉讼，最难缠的往往不是当事人——即原告或被告，而是职业讼师——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社会已形成的职业性代理诉讼群体。知县袁钟秀决定拍案而起，堵住滥诉的源头！
古代职业讼师最喜欢干的事是，千方百计激化原被告矛盾，怂恿当事人打官司，如此，他们就能收取不菲的代理费用。有些讼师更过分，自己不出面（或派其他人出场），暗地里却在原被告两头挑拨；尤其是面对经济纠纷时，个别讼师甚至会想方设法在两头埋下纠纷线头，这样一来，官司就有得打，难以调解，且原被告通常都把他们当成是解决问题的救命稻草，而后者则能两头通吃。
袁钟秀经过细心琢磨和研判，算是看透了邻水县诉讼泛滥的本质原因。如果没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职业讼师的蛊惑，大部分正常的民事诉讼都能顺利调解，邻水县也就不会有打不完的官司！
于是，袁钟秀安排得力干将，努力调查当时邻水县那几个专吃恶意诉讼饭的讼师不轨行为并取证，再通过顺藤摸瓜，揪出与“讼棍”利益勾结的有司衙役，待时机成熟时，突然收网，把前述制造滥诉的罪魁祸首小集团押至衙堂前，宣告其恶行，予以重惩。
从那以后，邻水县的非正常民间诉讼少了许多，这个小县城又恢复了人情礼法社会，仁义礼智信的氛围也回来了。
在历史长河中，甚至仅在清代史上，袁钟秀也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吏，过眼烟云，少有人知其姓甚名谁。但应当承认，袁钟秀治理民事滥诉的思想和方法，或许多少还是能给予我们今人些许启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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